三、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问题与对策首先，在行政诉讼调解中要正确处理好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保护，以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关系。
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例外请参见杨海坤、黄学贤：《行政指导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基于此，该学者认为，代表国家监督行政主体的法院必须认真对待原告在此种情形下的撤诉申请，具体将对该种情形下的撤诉申请的审查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个角度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审查，但仅需对被告改变后的行政行为施以全面的实质性的审查。
对涉及财产的诉讼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即原告撤诉后，并不影响其再次起诉。[2]对行政诉讼中的撤诉问题，就司法实践而言经历了一个从撤诉率高，到撤诉率下降，再到撤诉率大幅上升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各级政府和法院迅速采取行动并调整相应政策。行政诉讼撤诉制度两个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当事人自愿原则和撤诉合法性原则。否则，只会给诉讼带来负面影响。
撤诉后原告不得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起诉讼的规定，在现有体制以及法治水平，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的法治水平的条件下，对原告利益的保障是极其不利的，同时也不能充分发挥司法维权的有效功能。只要原告申请撤诉都应当准予。3、《婚姻法》在1978年宪法之下由全国人大制定，若以1982年宪法的基本来衡量，它属于基本法律还是其他法律？若是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婚姻法》的大规模修正几乎等于制定一部新法，这是否已经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超出宪法所谓的部分补充和修改的限度？[3]若是基本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婚姻法》能否纳入民法典？4、《民法通则》由全国人大制定，但它其中的很多内容都通过《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而得到修正或更新，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这种修正是否与第三点一样超出了部分的限制？上述四个问题的澄清显然有赖于有权机关的解释。
36部法律分别通过之后再合并到2281条的法典之中，由第一终身执政[1]拿破仑于1804年3月21日签署法令，《法国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参政院讨论之后，按照1799年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由第一执政（拿破仑）提交给法案评议委员会（Tribunat）。到了1791年，法律文本中首次规定了民法典制定的问题，但并非在民事法律中，而是在宪法中。在此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侵权责任法》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编纂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在雾月政变以后，拿破仑借助自己的政治实力将民法典的制定带入了实质性阶段，他于1800年8月12日任命了一个民法典起草委员会，4个月后，草案完成并被首先送至最高法院和各上诉法院征询意见，然后提交国家参政院（Conseil dEtat）讨论。根据1871年4月16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联邦关于私法的立法权限于债务法、商法与票据法，这显然阻碍了统一民法典的制定。
日本的民法学家们也都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立法原则是依据宪法的精神修改了民法的相关规定。当宪法设计的立法体制变动时，民事立法权的来源亦随之变化，宪法更替时，旧宪法下制定的民法典在新宪法下继续有效的原因是新宪法及其设置的立法机关的承认。3、法国民法典在拿破仑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推动下，按照1802年宪法设置的立法程序最终获得通过。（一）德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宪法问题与法国系单一制国家不同，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乃实行联邦制，因此，法律的制定必然涉及到联邦与各邦的权限问题。
随后，拿破仑又构想出一个针对法案评议委员会的非正式提交程序，即请该委员会事先提出意见，使国家参政院可以参考这些意见来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21条规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需要注意的是，原告此时的证明责任，与若干解释27条第一项规定的证明符合起诉要件的初步证明责任不同，在规划相关诉讼中证明符合起诉要件的初步证明责任只是一种能够形式上证明原告与该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程度最为简单的举证责任，法院只需审查该规划中是否有有此权利保护内容，以及原告的身份（比如是否是当地居民）和权利受损的状态等与此有关的形式上法律关系。而且对启动和加强以人大为中心的政治审议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约束性指标要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批准和审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是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因而其中的约束性指标具有法定效力。
关键词: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所谓决定权，即人大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力。
第三，规划内容随着层级的降低而愈加细化和具体。参见德国《经济增长与稳定促进法》第二条年度报告的规定： (l)联邦政府在每年1月应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交年度经济报告。具有特殊内涵的法院答复判决不仅可避免司法权不考虑财政压力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后果，还可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三、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一）低层级规划中的明确性内容虽然规划具有宪法赋予的法定效力，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内容均有对公权力约束性的效力，因为它毕竟是对长远事务的计划，很多内容并不确定，无法明确权利义务关系，那些模糊或难以具体化的规划内容的相关行政行为不具可诉性，只有其中明确事项的相关行政行为可能具有可诉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权的实现根本上并不在于将其规定在宪法中，也并不一定在于违宪审查和司法过程。与之相反，由于社会权的纲领性质，其实现存在很大的困难。
[3]冯志峰：《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路径》，《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然而，日本等国做法依然值得我们借鉴，笔者认为，在规划有关诉讼中，相对人提起的诉讼类型主要是行政给付类诉讼，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规划相关义务而为一定行政行为的课予义务诉讼，另外一种则是一般给付之诉。
这条规定授予全国人大的15项职权所涉及到的事项，凡有必要都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调整。在不违背上级法律规范的前提下，法院在处理相关诉讼时应尊重各地人大在当地规划中所体现的宪法确定的内容，承认其可诉性，并以此为依据裁判。
能够对行政计划相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一个根据在于：基于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当然，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依然需要谨守权力分工的原则，不宜随意过度的干预行政过程。
然而各级规划具有宪法赋予的法定效力，政府不能随意的不予遵守，这不仅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也对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本文认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比行政计划更高的法定效力，部分明确性内容的相关行政行为可请求法院予救济。[2]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不仅应尊重基本权利的消极面相，更应注意积极权利的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也更依赖社会权的实现以通过权力启动合乎人们期望的政府功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并赢得公民的合法性认同。[30]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
[28]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8页。[23]章志远：《行政诉讼构造类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三）证明责任我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是合法性审查标准，并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这一点需要在规划相关诉讼中坚持，因此仍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行政主体证明相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许多国家，保障公民社会性权利的主要方式还是政治渠道。
[34]美国宪法规定的国情咨文，是指总统应不时地向国会提供有关联邦状况的信息，并建议国会考虑他所认为必要的措施。[8]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虽然奥托.梅耶曾发出宪法灭亡、行政法长存的感慨，但如果没有宪法学的引导，行政法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受到极大的阻碍甚至被窒息。（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此外，课以具体义务诉讼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行政行为，而给付诉讼针对的对象不具有特定性和确定性。[10]作为一种新兴行政活动方式，近年来行政计划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热点。
[10]高秦伟：《行政计划及其法律规制》，《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这些职权涉及的事项包括……（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本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本文正是以宪法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的充分交融为研究方法，试图探索一条中国特色实现社会权的新路径，并借此激发以人大审议为核心的政治过程。
[29]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60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指定履行的期限，因情况特殊难以确定期限的除外。[4]龚向和:《社会权司法救济之宪政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
